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，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和世袭制度，官宦世家层出不穷。有的家族世代为官，有的甚至出现一门三宰相的盛况，更有四世三公的显赫门第。这些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不罕见。那些盘踞在权力中心的豪门望族，长期垄断着政治、经济等各类社会资源，形成了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潜规则。正如民间俗语所说：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这种裙带关系网使得权力和利益在特定家族中不断传承。因此，有学者指出，中国的二十五史，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五个显赫家族的兴衰史。这些家族在朝代更迭的历史洪流中，往往能够保持其政治地位，他们不在乎江山易主，只关心如何延续家族的荣华富贵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，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才也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。在南方某省的一个县城，就曾有过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家庭。父亲担任县长长达十余年，后来其子也继任该县县长。父子两代在同一县域主政近三十年，这种情况在当时实属罕见，一度被传为政坛佳话。然而，这个原本令人称羡的故事，最终却演变成官场笑谈，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思。
展开剩余82%让我们先了解这位老县长的生平。王县长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出身于当地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虽然只有初中学历，但他天资聪颖，为人稳重且富有远见。毕业后先是在家务农，后因其出色的表现被推选为村干部。在担任村干部期间，他勤勤恳恳、大公无私，带领村民开垦荒地、修建水利、铺路架桥，使村里的农业生产始终名列前茅，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无论遭遇旱涝灾害，该村总能保持稳定收成。在那个重视实干精神的年代，二十出头的王县长很快从村干部晋升为公社干部（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干部）。
在公社工作期间，王县长继续保持踏实肯干的作风，总是身先士卒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除了必要的公务应酬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田间地头。这样勤政为民的作风为他赢得了极佳的口碑，不到两年就被提拔为公社书记。后来调任其他公社担任书记时，他同样将当地的农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，成为人人称赞的优秀干部。
时光荏苒，转眼到了八十年代。随着行政体制改革，公社改为乡镇建制，县乡之间增设了区公所这一行政层级。王县长从区公所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并进入县委常委班子。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接触地市乃至省级领导，在各类检查调研工作中，上级领导都对他务实能干的作风和正直的人品印象深刻，认为他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苗子。在上级的赏识和推荐下，王县长仕途一路高升，先后担任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，最终成为一县之长。他在县长任上一干就是十年，直到九十年代直接从这个岗位上退休。纵观其从政生涯，始终保持着清正的形象，民间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传闻，被当地干部群众视为清官的典范。遗憾的是，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县长退休没几年就因病与世长辞。
再说说小王县长，他是老县长的长子，生于六十年代。八十年代初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在本县一所中学任教，同时兼任校团委书记。当时其父虽贵为县长，却严格要求下属不得违规提拔自己的儿子。因此，小王县长按部就班地从教务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、副校长一步步做到校长。直到老县长退休后，三十出头的小王才出任县教育局长。
老县长去世后，那些曾受其提携的干部们感念旧恩，加之小王县长能力确实出众，口碑也不错，便大力推动其仕途发展。于是，小王县长先后担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、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，政协主席，最终也像父亲一样成为县长。他的晋升轨迹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，唯一的区别是缺少基层农村工作的历练。
后来，小王县长连任两届县长，加上父亲此前的两届任期，父子二人在这座县城主政近三十年。这种情况在当时已属罕见，在现今干部交流回避制度严格执行的背景下更是不可能再现。因此，王家父子同城执政的故事一度被传为美谈。
就在人们期待这位资历深厚的县长能更上层楼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两届任满后，小王县长被平调至市人大常委会下属某工委担任主任，这一安排明显是仕途终结的信号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上任仅数月，他就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调查。这个消息对当地百姓犹如晴天霹雳，他们无法理解：一生清廉的老县长，家风理应严谨，为何儿子会走上歧路？
究其原因，是小王县长的思想发生了蜕变。其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，面对首都高昂的房价，即便是县长的儿子也力不从心。这种落差让他心理失衡，认为官职再高也无意义，不如趁有权时多谋私利，为子孙积累财富。如今，身陷囹圄的小王县长，将父亲留下的政坛佳话变成了市井笑谈。这个案例生动说明，虎父无犬子的说法未必成立，每个人的命运终究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正如林则徐所言：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，益增其过。这个深刻的教训，值得所有为官者引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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